過去，由于沒有確立“以審判為中心”的指導思想，因此，公、檢、法三家之間的互相制約是一種平起平坐的互相制約。先是進行三家之間的職責分工，然后是三家之間的互相制約。但現在要以“審判為中心”，那種平行式的相互制約結構勢必要改變了。

　　傳統(tǒng)的“分工負責”表現為：一是職能上的分工，公安機關負責偵查、拘留、執(zhí)行逮捕、預審；人民檢察院負責批準逮捕、檢察、檢察機關直接受理的案件的偵查、批捕、提起公訴以及檢察監(jiān)督；人民法院負責審判；二是案件管轄上的分工。人民法院直接受理自訴案件；人民檢察院負責立案偵查貪污賄賂犯罪、國家工作人員的瀆職犯罪以及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權侵犯公民民主權利、人身權利的犯罪；經省級以上人民檢察院決定，檢察院也可以立案偵查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利用職權實施的其他犯罪案件；公安機關則負責人民法院直接受理和人民檢察院自行偵查的案件以外的案件。

　　傳統(tǒng)的“相互制約”表現為：一是公安機關逮捕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要提請人民檢察院批準，如不批準，公安機關認為應當逮捕時，可以要求復議，如果檢察院不接受，可向上一級人民檢察院提請復核；二是對于公安機關移送起訴的案件，人民檢察院決定不起訴的，應當將不起訴決定書送公安機關。公安機關認為應當起訴的，可以要求復議，如果意見不被接受，可向上一級檢察院提請復核；三是人民檢察院對公安機關的立案和偵查活動實行監(jiān)督，如果發(fā)現有違法情況，可通知公安機關糾正。人民檢察院對法院的審判活動也實行監(jiān)督。對人民法院的判決、裁定認為有錯誤時，有權按第二審程序或審判監(jiān)督程序提出抗訴。

　　上述“相互制約”的問題，一是不能真正制約。一些錯案確實表明了現實中的一些相互制約流于形式，檢察無法有效制約公安，法院無法有效制約檢察，律師的辯護意見不能得到尊重。雖然錯案是少數、由于種種原因也難以根絕，但這并不能成為忽視制度改進的理由。二是容易相互扯皮，犧牲必要的司法效率。公正、效率等都是司法規(guī)律的要求，如果司法活動中程序回流過多，必然影響司法效率。但目前司法機關之間出于相互制約而設立的程序回流，除了刑訴法有退回補充偵查兩次限制外，其他都無明確規(guī)定，往往犧牲了效率。例如，檢察機關對公安機關的捕后退回補充偵查的敷衍行為，沒有相應制裁措施,使得超期羈押時常發(fā)生。

　　另外，從哲學方法論看，上述“相互制約”模式不符合辯證法中既要一分為二、又要善于抓住主要矛盾的重點論的要求。訴訟分階段是對的，但訴訟過程中須有重點。

　　如今，在確立了“以審判為中心”的改革目標后，過去公、檢、法三家不分高低，三條平行線的相互制約模式就需要改進，建立遞進式的制約結構。這一觀點大概最早是龍宗智教授提出的，他指出，“以審判為中心”下的公、檢、法三家關系，不應當是平行的，而應當是起伏的——偵查實施者對檢察監(jiān)督者呈伏勢，而檢察相對于決定起訴命運的審判呈伏勢（否則無以確立審判的權威）�；ハ嘀萍s原則肯定了制約的雙向性，卻忽略了制約的遞進性，明顯具有“平分秋色”的意味，從而抑制了檢察職能和審判職能，并隱伏了互不買賬的契機。

　　怎樣建立遞進式的相互制約結構？我覺得，在公安和檢察的相互制約關系中，偵查的基礎地位雖然不可動搖，但涉及人身自由的各種強制措施應由檢察機關審查批準，物權限制要實行由檢察機關批準的令狀主義；在檢察和法院的關系中，檢察機關自偵案件的強制措施和強制性措施應由法院批準，或者設置司法救濟程序，即對不服檢察機關批捕決定，以及對在刑事司法活動中當事人人身、財產和其他權利受到非法侵害，辯護人、訴訟代理人的權利受到侵犯，向檢察機關請求權利保護無效，可向法院申請司法救濟。對影響公民權益最為深重的刑事偵查行為，卻可以不接受司法審查，即“不可訴”，公民可以為被罰款一元的行政執(zhí)法行為去法院起訴并引起審判程序，但就其上億元財產被扣，或在審前被關押哪怕一年以上，也不享有訴權，這顯然有悖于法治基本原則以及依法行政的基本要求。

　　按照“以審判為中心”的要求，建立遞進式的相互制約結構，必然涉及公、檢、法三家在訴訟中地位的改變，當然，這需要一個過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還要考慮法治外部社會環(huán)境的制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