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啟動以來，我國先后分6批取消和調整了2497項行政審批。本月初，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新一屆政府取消和下放了一大批行政審批等事項，要按照及時跟進、審慎穩(wěn)妥的原則，加快推進相關法律法規(guī)的修訂。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錢穎一日前提議，編制地區(qū)行政審批指數，或者負面清單相關的指數，以取代攀比GDP和投資數據的做法。（12月21日《人民日報海外版》）

　　一方面是各級政府不斷削減行政審批，削減力度之大，從數目上來看十分可觀；但另一方面，社會認知卻體現為政府審批不斷強化，作為辦事對象的公民和企業(yè)的感受尤其強烈。各地都時常曝出某個具體辦事事項需要經過N道審批程序、蓋齊大大小小無數個章的荒誕個例。兩相對照，政府和社會對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成效存在較大的認知差異。

　　究其原因，正如許多經濟學家和企業(yè)家所概括指出的，這些年來，各級行政審批數量總體縮減，但“明減暗增”、“邊減邊增”、“假減真增”現象嚴重。政府機構調整、區(qū)劃調整、安全生產事故發(fā)生、政府換屆，等等，都成為審批事實型擴張的“動力”。

　　歸根結底，一些部門和官員不能恰當區(qū)分“審批”和“監(jiān)管”，因而每每出現呼吁政府強化監(jiān)管、履行監(jiān)管責任的呼聲后，就錯誤的將之轉化為創(chuàng)設具體審批項目。由此形成了怪圈：審批的增多，占用了政府的主要人力資源和注意力，進一步弱化了對監(jiān)管職責的履行，并因此誘發(fā)市場和社會層面的諸多亂象，最終催生出更多的審批、更弱的監(jiān)管、更低的政府公信。

　　同樣需要引起重視的是，無論是審批增設，還是縮減，常常都沒有建立在法制軌道上，也沒有納入同級人大及其常委會的程序監(jiān)督，更未開展相應的公眾討論。這就使得審批的增與減，很大程度上帶有隨意性，當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呼聲較高時，一級地方政府就抓緊縮減一批；而當監(jiān)管亂象引發(fā)社會熱議，傳遞給地方政府壓力時，新增審批又以強化監(jiān)管的名義出現。

　　也正因為行政審批增減的隨意性，在GDP競賽中，為了吸引可以帶來可觀投資、產值的項目時，許多地方會毫不猶豫的繞開上級和本級政府設置的審批程序。如前述，目前審批替代監(jiān)管的現象頗為普遍，繞開審批也就意味著擱置監(jiān)管。地方熱衷引進的投資和發(fā)展項目很多情況下是不受法律和政策約束的。

　　要終結阻礙市場機制運轉的審批亂象，治理盲目的GDP競賽，首先，行政審批制度改革應當從單向的縮減審批項目，調整為將審批項目納入法制軌道，最大限度壓縮各級地方政府官員調整審批項目的自由裁量權；其次，要大力轉變政府職能，將審批責任轉化為監(jiān)管責任，杜絕只管審批而不把關、不負責的操作；再次，編制負面清單指數，明確法治化監(jiān)管的具體要求，并以此為基礎重新編制干部政績考核指標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