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友娟 制圖
晚明時期的中國歷史，是值得關注的。大明王朝從公元1368年朱元璋洪武建元開始，到1644年崇禎帝于煤山自縊身亡，前后277年，之后又有南明朝廷延續(xù)至1662年。晚明時期，通常是指從萬歷初（1573年）至崇禎末（1644年）的這段時間。
從經(jīng)濟層面來看，晚明時期的中國經(jīng)濟充滿生機與活力。中國的茶葉、絲棉紡織品及瓷器大量進入世界市場，中國經(jīng)濟開始卷入“全球化”貿(mào)易的漩渦，并與世界經(jīng)濟發(fā)生密切關系。同時，伴隨著“西學東漸”，思想領域也發(fā)生巨大的改變。早期全球化對當時中國的經(jīng)濟和文化開始產(chǎn)生重大影響，可以說這是一個中國開始融入世界的時代。
但是，隨著張居正改革的人亡政息，大明朝臣陷入無休止的內(nèi)耗爭斗，最終在攘外與安內(nèi)的兩難選擇中、在內(nèi)憂與外患的雙重夾擊下，明王朝不可挽回地走向覆亡，崇禎帝也演出了一幕并非亡國之君的亡國悲劇。而從繁華的頂峰跌至覆亡的低谷，前后只不過數(shù)十年。
萬歷新政令人耳目一新
官場痼疾終致前功盡棄
談及晚明的官場政治，不能不提萬歷新政。萬歷初，輔佐年幼皇帝的張居正，親眼目睹嘉靖、隆慶時期的混亂政局，指出其時“皇室驕恣，庶官瀆職，吏治因循，邊備松弛，財用大匱”的五大弊端，提出“國家興亡，重在吏治；朝廷盛衰，功在財政”的整治對策。于是，在萬歷頭十年里，他通過整頓吏治、邊防和賦役改革，令大明王朝氣象一新。
吏治方面，針對當時各級官吏“毀譽失實”“名與實爽”及各衙門因循敷衍的官場之風，張居正于萬歷元年實施“考成法”，提出“綜核名實”“精核吏治”考核政策。他裁撤冗員，獎勵勤政，強調(diào)“用人唯才”，并以雷厲風行之手段推行，令官場此前姑息委徇的行事風格大為改變，大小臣工“莫敢有偷心”。
經(jīng)濟上，面對“國用不足”“府藏空虛”等嚴峻的財政形勢，張居正提出“量入為出”“痛加節(jié)省”的理財原則，嚴加控制宮廷財政支出，壓縮政府行政開支。同時，針對當時存在的小民田產(chǎn)已失而賦稅照納、大戶田產(chǎn)增多卻無稅糧的局面，提出清丈土地和改革賦役制度，推行一條鞭法，簡化征稅手續(xù)。此次改革，全國共查出700多萬頃隱瞞土地，超過了明朝前期全國的稅田總數(shù)，使政府控制的納稅田地面積有了大幅度增長。
十年新政，卓有成效。明政府的財政收入大大增加，萬歷五年太倉銀庫歲入數(shù)已達隆慶元年的2.17倍； 吏治腐敗現(xiàn)象有所遏制，邊疆防御也大有改觀。萬歷時期成為明朝最為富庶的幾十年，不是偶然的。
但是，由于新政觸犯了執(zhí)政的官僚集團、皇室和大土地所有者的利益，遭到整個官僚集團的消極抵制。萬歷十年，張居正因病溘然長逝，反對者群起攻之，十年新政一朝付諸東流水，張居正本人也落得身后被清算的悲慘命運。
新政的失敗，原因復雜。從制度安排的角度言之，萬歷新政是當時傳統(tǒng)政治體制內(nèi)的一種調(diào)整行為，而這種體制內(nèi)的調(diào)整終究是有限度的，首先要保證支撐現(xiàn)有體制的利益集團不能利益受損。這是傳統(tǒng)政治體制下的制度缺陷，也是張居正改革難以逾越的一道坎。
中國古代特別強調(diào)以德治國，總是寄希望于圣人的教化、明君的自覺、清官的表率和能吏的勤政，往往缺少制度規(guī)范。但歷史事實表明，僅靠官員道德的自我約束是不夠的，因為它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權力逐利的本性。張居正改革最終未能完成制度性設計，使體制產(chǎn)生自我適應和調(diào)整的能力，而只能僅僅依賴于體制內(nèi)個人的良知與威權進行改革，難免走向失敗。
張居正身后的個人悲劇，進一步惡化了晚明的官場生態(tài)。他生前榮蒙隆恩圣眷、死后遭遇皇帝翻臉無情的下場，令繼任者深以為戒，做事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緊隨而來的“倒張運動”，更是暴露了古代官場得意時門庭若市、蒙難時落井下石的痼疾�！爱斊浔畷r，舉朝爭頌其功，不敢言其過。至于今日既敗，舉朝爭索其罪，不敢舉其功。”同時，由于張居正離去，朝內(nèi)少了一位強有力的制衡人物，朝臣之間原有的矛盾不斷激化，開啟了晚明政壇的派系門戶之爭。
隨著天啟初為張居正平反翻案，官員們又開始忙于洗白保身，“黨同伐異”之風隨后愈演愈烈，致使晚明朝政在朋黨政治的泥淖中越陷越深。天啟后期，閹黨亂政，殘害忠良，“朝中善類為之一空”，將萬歷新政帶來的社會新氣象折騰得蕩然無存。加之此前“萬歷三大征”已將新政的經(jīng)濟紅利基本耗盡，特別是朝鮮之役使明朝國力大傷。戰(zhàn)爭中諸多外交事件的處理上，明朝政治機制的低能和政治腐敗均暴露無遺，故而朝鮮戰(zhàn)爭被視為明朝由盛而衰的一大轉(zhuǎn)折。
新政的失敗、黨爭的興起、遼東的危局，使大明王朝失去了最好的一次中興機會，預示著開始走下坡，故后人有“明之亡實亡于神宗”之嘆。
內(nèi)外交困時黨爭從未間斷
旦夕責效間君臣離心離德
崇禎帝即位時，所接手的已是一個內(nèi)外交困、難以收拾的爛攤子。他不僅要面對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更要面對前朝留下的頹靡政局�！敖袢绽糁巍⒚裆�、夷情、邊備，事事堪憂”，是其處境最生動的寫照。而“此時不矯枉振頹，太平何日可望”之感嘆，又透露了其內(nèi)心的焦慮與期冀撥亂反正、中興王朝的強烈愿望。為此，崇禎帝幾乎食不甘味、寢不安枕，孜孜不倦地探究新政舉措。
然而，長年累月形成的官場積弊，已經(jīng)成為一種風氣，不再是明察苛求就能糾正的。在強大的慣性帶動下，朝內(nèi)士大夫“各是所是，各非所非，恩怨相尋，冰炭互角”，黨爭從未間斷。崇禎帝不得不長嘆：“諸臣但知黨同逐異，便己肥家！”
作為年僅17歲的年輕皇帝，崇禎帝求治心切，卻又自視甚高，猜疑多心。對臣下旦夕責效，趨于繁苛，最終造成屬下畏首畏尾、莫敢盡言。崇禎一朝17年，兵部尚書換了14人，刑部尚書換了17人，內(nèi)閣大學士前后任用50人，還有7名總督被殺。這一局面的后果便是，君臣之間離心離德，削弱了王朝統(tǒng)治能力，加劇了邊防與內(nèi)政危機。
以邊防為例，從熊廷弼到孫承宗再到袁崇煥，幾任有為的遼東邊將，莫不因朝內(nèi)黨爭而受牽連。熊廷弼遭“閹黨”誣陷，落個被殺后又傳首九邊的下場；孫承宗因受“閹黨”爪牙無端攻擊，被迫辭官回鄉(xiāng)；袁崇煥的悲劇固然有皇太極反間計的影響，但也是明末黨爭的直接惡果。崇禎帝最初下令逮捕袁崇煥時，并沒有把他處死的意思，只是“暫解任聽勘”而已�？沙⒅杏腥擞舶言鐭ㄅc黨爭糾纏在一起，終于使其罪狀層層加碼，喪失了轉(zhuǎn)圜的可能，導致悲劇發(fā)生。對崇禎帝而言，殺袁崇煥無異于自斬手腳、自毀長城，此后再難謀求足以克敵制勝的帥才，“明亡征決矣”。
內(nèi)政方面，即便到李自成農(nóng)民軍火燒鳳陽明祖陵的地步，朝臣們?nèi)匀蛔硇挠邳h派斗爭。為了達到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往往欲置對方于死地而無所不用其極，更把國家社會利益丟諸腦后。黨爭的結(jié)果，使明王朝徹底喪失了全面掌控內(nèi)外局面的能力。面對日益嚴重的民變危機，在撫與剿之間舉棋不定；面對日益惡化的邊境局勢，在對清兵和與戰(zhàn)中優(yōu)柔寡斷，喪失了一次又一次機會。因此，說明末黨爭導致明朝滅亡，是毫不為過的。
氣候異常催生蝗災和瘟疫
成為壓垮明朝的最后稻草
從“吏治、民生、邊備、夷情”等層面分析，明朝的傾覆已不可避免。但這些毛病在王朝的早期、中期也存在，不照樣可以拖它百來年？再說，無論哪個王朝，真正能撼動根本、置王朝于死地的大規(guī)模農(nóng)民起義，兩三百年才有一次（王家范：《明清易代的偶然性與必然性》）。明亡，為什么偏偏是在崇禎朝？
全球史的研究視野，或許可以給我們新的啟示。從全球史角度觀之，這一時期許多國家和地區(qū)普遍存在經(jīng)濟衰退、人口減少、社會動蕩、政權更迭等危機，這一現(xiàn)象被稱為“17世紀危機”。有學者認為，全球氣候變化是17世紀世界普遍危機產(chǎn)生的主要原因。
北半球氣候自14世紀開始轉(zhuǎn)寒，17世紀達到極點。15世紀初以后，出現(xiàn)過兩個溫暖時期和3個寒冷時期。大體而言，16世紀和18世紀可算溫暖時期；17世紀和19世紀則為寒冷時期，其中又以17世紀為最冷。
明朝后期，被視為中國歷史上的第五個小冰河期。這一輪小冰河期，使得全國進入一個異常干旱的階段。綜合南北方志的記載，災變的前兆可追溯至嘉靖前期，萬歷十三年開始變得明顯，但時起時伏，崇禎一朝達到災變的高峰。
崇禎九年開始，因氣候干旱引發(fā)的特大蝗災從陜西東部、山西南部及河南開封一帶，逐漸向東西方向擴展。至崇禎十三年，黃河、長江的中下游和整個華北平原都成為重災區(qū)。崇禎六年山西又爆發(fā)瘟疫，至崇禎十四年瘟疫遍及河北、山東、江蘇、浙江等地。崇禎十六年，北京城中“大疫，人鬼錯雜”“十室九空，甚至戶丁盡絕，無人收斂者”……
一個運轉(zhuǎn)正常、理政能力強勁的政府，面對如此慘烈的災情，尚需全力以赴，遑論已是腐因畢呈、沉疴難起的晚明政府�？v觀中國古代社會，持續(xù)災荒、饑民遍野，是農(nóng)民揭竿而起的重要誘因。自然災害往往成為壓垮當時王朝的最后一根稻草，明王朝也不例外。
（作者為復旦大學歷史系教授，本文由東方講壇·文化中國主題系列講座“走進歷史，讀懂中國（第二季）”的演講速記稿整理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