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道，麥肯錫近日發(fā)布了一項題為《中國創(chuàng)新的全球效應》的報告，對比了中、美、日、德四國在科研上的投資與回報。自2006年起，中國政府在科研創(chuàng)新上的投入絕對值達到世界第二的水平，僅次于美國，但投入產出比卻依然不成比例。（7月30日《經濟參考報》）

　　我國的科研經費投入與產出為何不成比例？這個問題已被各界討論過很多次，答案無非是科研經費的分配與管理制度不合理，具體表現(xiàn)為科研工作者拉關系、跑項目盛行，科研經費被濫用情況嚴重，科研經費重申報、輕驗收，等等。然而，對于這些問題，我們不能忽視一個更基本也更關鍵的因素，即科研工作者收入結構不合理。

　　科研工作者收入結構不合理主要體現(xiàn)在：基本收入太低，相對而言，額外收入占比太高。所謂額外收入，除了社會性活動、私人經營性活動之外，主要來自科研項目經費。

　　因為基本收入太低，無法匹配科研工作者的工作強度以及他們對社會的貢獻，無法匹配科研工作者的社會地位，無法補償科研工作者在長期的知識積累及科研訓練中所消耗的時間及精力，甚至無法滿足他們正常的生活及工作需要，所以致使科研工作者將日常的主要精力花在獲取額外收入上，對于絕大多數(shù)科研工作者來說，就是跑項目上，而不得不忽略、擱置本職的科研工作；加之我國科研經費分配與驗收中存在的問題，跑項目往往被異化為拉關系、拉幫結派。甚至在這種風氣下，一些甘愿坐冷板凳、獨守清貧、踏踏實實搞點研究的科研人員也無法獨善其身，在單位的壓力下、生活的逼迫下，他們不得不被裹挾著去參與經費的角逐，被驅策著去尋求學界大佬“望門投止”。由此，在科研經費的分配中，亂象滋生、腐敗頻現(xiàn)，也就不足為怪了。

　　也正因為基本收入太低，一旦科研經費獲批之后，科研工作者們無不將其視為個人的私產，將其作為對過低的基本收入的補償，將其視為對自身工作、學習經歷的犒賞，從而不是將其用在科研中，而是將其消耗在個人以及家庭的生活中，以虛開發(fā)票等各種形式將科研經費套取出來，而不自覺有什么問題。這已成為業(yè)界的常態(tài)，成為被公認的“潛規(guī)則”。

　　實際上，無論是科研經費的分派者還是驗收者都默認了這樣的常態(tài)與“潛規(guī)則”，每個人對科研經費在現(xiàn)實中的真正意義——即對科研工作者過低的基本收入的補償，都心知肚明。所以，無論是在分配中，還是在驗收中，恐怕都免不了對于科研之外的其他因素的考量，科研成果及其創(chuàng)新性，反而成為驗收與考量的次要指標，這也就是“輕驗收”的由來。

　　近年來，屢屢進入媒體視野的“青椒”（即高校青年教師的戲稱）問題之所以會成為一個問題，就因為在不合理的收入結構下，“青椒”們沒有關系及資源獲取大額的項目經費，過低的基本收入與他們的勞動強度、工作壓力不成比例，甚至無法維系基本的生活需求。

　　綜上而言，我們國家科研經費分配與管理制度確實存在著漏洞與不足，但如果不首先解決科研工作者收入結構不合理的問題，不使科研工作者通過踏實、本職的科研工作也能“富起來”，那么任何對科研經費分配與管理制度的調整或完善都發(fā)揮不了真正的作用，也難以避免科研經費被濫用、異化。而就社會而言，我們固然希望科研經費每一分都能用在具體的科研活動中，但是，如果我們無視科研工作者收入結構中的不合理因素，一味要求科研工作者持守清貧的姿態(tài)，恐怕難以保證科研經費能真正“好鋼用在刀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