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中”對香港造成的損失，足以證明其“亂港”的行為和目的�！罢贾小敝畵p，有的是經濟，有的是人心；有的可量化，有的難度量；有的可以短期止損，有的尚需時日修復；有的是香港難以承受之重，有的是香港難以承受之輕。

　　量化的經濟損失顯而易見

　　“占中”造成的損失是可以量化計算的。目前旺角、金鐘、灣仔部分地區(qū)的旅游、餐飲、交通、商業(yè)活動仍然受到“占中”的嚴重影響。因被占領區(qū)域均為主要購物區(qū)，有機構估計因此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每日超過1億港元；金鐘及中環(huán)酒店入住率同比下跌約三成，金鐘、旺角及銅鑼灣餐飲生意額每日損失逾5000萬港元，這些地區(qū)酒店餐飲業(yè)直接經濟損失每天大約7000萬港元；“占中”導致出租車、巴士、貨柜車等交通運輸業(yè)直接經濟損失每天大約2.5億港元。簡單相加，僅零售、餐飲、交通三項，“占中”一天所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就高達4.2億港元，“占中”已經逾25天，直接經濟損失已經超過100億港元。如果加上間接損失，以及“占中”對本地商業(yè)活動和消費的影響，損失還會更大。

　　目前的經濟損失，尚未大到足以對香港經濟產生嚴重沖擊的程度，但持續(xù)下去，一旦拐點出現，其影響很可能是爆發(fā)性的和強力性的，對香港經濟的反噬性、報復性的破壞能力不可低估。因此，認為目前經濟損失規(guī)模不大，影響有限的看法是錯誤的，對潛在威脅的忽略乃至于視而不見，必然釀成大患。

　　難以承受的生活之輕

　　換一個角度看，經濟損失一旦被抽象為可量化計算的數據，數據背后活生生的人和可觸摸的現實生活就被過濾掉了。正如一個人的死亡是一個事件或故事，而成百上千人的死亡不過是一個數據。真正的民主和自由，就是尊重他人的生活和選擇，你可以表達自己的訴求，但不能強迫他人認同；你可以選擇自己的活法，但不可以妨礙他人的生活。對一個個體而言，經濟損失是100億還是200億無關緊要，但幾千上萬元的損失可能就是他的全部，他的生活可能由此改變。

　　一個食肆老板，所開餐廳過去兩年日均營業(yè)額近兩萬，受“占中”影響跌至數千，生意損失近20萬元，對他而言，最大的損失是他的生存權利受到極大損害，他原本平靜的生活被拋出了正常軌道；一個的士司機，由于“占中”的影響，每班平均營業(yè)收入由950元跌至550元，扣除租金及燃油成本620元，每天虧本70元。對他而言，最大的損失是自己的勞動不僅沒有任何回報，且做的愈多，受害愈甚。

　　普通市民、升斗小民，生意是他們的全部生活，工作是他們收入的主要來源。生意被破壞而不得做、工作有得做卻無收入，無異于砸了他們的飯碗，斷了他們的活路。這樣的損失，對他們而言就是天塌一樣的損失。更為嚴重的損失，是港人的人際關系和生活遭到破壞，社會和階層進一步撕裂。圍繞“占中”與“反占中”，香港社會和階層呈現某種程度的撕裂，乃至于同事、家人、朋友、同學之間都要選邊站隊，表明立場。普通人的生活氛圍受到破壞，基本權利受到影響。

　　不能量化的損失最可怕

　　任何經濟社會發(fā)展，背后均有制度、政策、文化等因素支撐。這些難以量化的因素不僅不可或缺，而且發(fā)揮著重要作用，一旦被破壞，無異于發(fā)展根基被動搖，后果不堪設想。如果根基尚存，量化的經濟損失可以補救，如果根基被破壞，經濟損失不僅補救無望，而且會陷入惡性循環(huán)。

　　“占中”的機會成本巨大�！罢�治城市”和“社會城市”發(fā)展的結果，是香港作為“經濟城市”的重要性被稀釋和攤薄。從經濟學的角度看，政治和社會訴求是有成本的，這個成本需要經濟發(fā)展來支付，因此經濟發(fā)展是解決政治紛爭和社會問題的基礎。如果政治和社會訴求導致經濟發(fā)展停滯，香港將難免陷入惡性循環(huán)，墜入沉淪之淵。在全球格局重整、國家經濟崛起、周邊城市趕超的巨大挑戰(zhàn)面前，香港還有幾多資本支撐如此內耗，還有多少家底可供揮霍？他年夢醒，已然落后，該是怎樣的心情？

　　“占中”惡化香港營商環(huán)境。香港是法治社會，法律體系的健全和司法體系的嚴格，是香港一流國際營商環(huán)境的堅實基礎。多年來香港的營商環(huán)境在世界上一直名列前茅，是香港重要的軟實力和核心競爭力。香港一直以理性、親商、溫和著稱，而“占中”則表現了香港社會非理性、民粹、對抗的另一面。所謂的“公民抗命”就是明知違法而仍要去做，開了一個極壞的先例，是對香港法治社會的公然挑戰(zhàn)。影響市場和投資者對香港的看法和涉港事項的決策。政治和社會因素被納入到營商環(huán)境的判斷中，香港營商環(huán)境或許因此步入下行軌道。

　　最可怕的損失是難以量化的損失，是香港難以承受的生命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