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媒體報道，隨著銀行年報的逐一披露，限薪令后首年的銀行高管薪酬也浮出水面。意料之外的則是，國有大行高管薪酬的腰斬。以工商銀行為例，董事長姜建清和行長易會滿2015年的稅前合計總薪酬都是54.68萬元，其中已支付的稅前薪酬為44.8萬元，與2014年的113.9萬元和108.9萬元相比，縮水近一半。除尚未披露相關信息的農業(yè)銀行外，其他幾家高管薪酬降幅也都接近50%。

　　與此相適應，股份制銀行則不受限薪令的影響，高管薪酬仍然處于高位。其中，平安、招商、民生三大銀行領跑，薪酬都在數百萬元不等。這也意味著，國有商業(yè)銀行與股份制商業(yè)銀行高管的薪酬真正被拉開了距離。

　　對輿論和公眾來說，國有銀行高管薪酬能夠降下來，且降幅如此之大，當然是歡迎和支持的。但是，就銀行本身來說，卻面臨著嚴峻的挑戰(zhàn)。其中，高管們能否經受住降薪的考驗，能否耐得住降薪后的“清貧”，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

　　也許，對工作在非金融企業(yè)、特別是制造企業(yè)的人來說，即便高管，能夠拿到降薪后銀行高管這樣的收薪酬，也一定會很開心、很樂意永久地干下去。但是，對于已經拿慣了高薪酬的銀行高管們來說，可能就不會感到滿足、感到滿意了。要知道，過去銀行工作的難度和強度都要比現在，但是，薪酬卻是現在的幾倍。特別是銀行信貸規(guī)模、資產等快速擴張的那些年，銀行高管的薪酬也水漲船高，年年上漲，且不需要承擔多大風險。相反，現在經營的難度越來越大了，風險也越來越大了，薪酬不僅沒漲，反而大降，自然，會讓很多高管對目前的工作環(huán)境和薪酬水平感到不滿，繼而產生離去的想法。

　　事實也證明，近兩年來，通過各種方式離開銀行的高管已經越來越多，其中，不乏各大商業(yè)銀行總部的高管。而這些高管離開國有商業(yè)銀行之后，并沒有進入到其他領域，而是繼續(xù)在大金融領域，包括股份制商業(yè)銀行、民營銀行、基金公司、互聯網金融公司等。也就是說，他們并不是金融業(yè)務做得“煩”了，而選擇干其他行當，而是國有商業(yè)銀行“管”得嚴了，薪酬“低”了。

　　只是在現行的監(jiān)管體制下，國有商業(yè)銀行高管在任職期間的所作所為，似乎并不應該一走了之。特別是擔任商業(yè)銀行“一把手”的高管，是否還應當對其任職期間可能留下的風險隱患，還要承擔連帶責任，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而且，猶如制造企業(yè)高管和技術人員離職后需要簽訂相關的保密協議、不得利用已經掌握的技術和積累的資源進行同業(yè)競爭等，對商業(yè)銀行高管的離職，也應當設置一些限制條件，譬如對原工作單位產生影響呢？

　　必須看到，其他金融機構、企業(yè)等，能夠到國有商業(yè)銀行來“挖”人，除了看中他們已經具備的金融知識、管理能力、服務能力等之外，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他們已經掌握的社會資源、人脈資源、市場資源。不然，也不可能用高薪“挖”人了。這樣的結果，對國有商業(yè)銀行來說，就是巨大的損失了。

　　由于2015年是國有商業(yè)銀行的第一年，很多高管出于對銀行的感情、出于尚未找到合適的下家、出于對上級部門的“尊重”，或許離職的還不會太多。但是，隨著薪酬收入差距的不斷拉大，國有商業(yè)銀行一定會出現離職潮。特別是具有一定能力的高管，是不可能耐得住“清貧”，而選擇離職的。如果不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未來幾年，將極有可能成為國有商業(yè)銀行人才大量流失的時期。國有商業(yè)銀行向何處去，如何推進改革，如何通過改革把人才留住，是一個很棘手的問題。

　　商業(yè)銀行總行的主要負責人，出于“政治意識”需要，縱然有離職的想法，也可能很難付諸行動，但其他人員，可能就很難說了。那么，對各大國有商業(yè)銀行來說，是否應當早作準備，避免出現問題呢？值得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