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香港電視劇《壹號皇庭》劇照。（資料圖片）
香港律政劇以生動娛樂的手法，盡可能描摹法律界諸個維度的真實狀態(tài)，其在觸發(fā)市民群體的文化認同上的重要性得到了廣泛認同
１９９７年，嶺南春來早�！耙婪ㄖ螄ㄔO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寫入黨的十五大報告，被譽為“東方之珠”的香港回歸祖國懷抱。也是在１９９７年，香港金牌律政劇《壹號皇庭》（第五部）登上熒屏。組班伊始，ＴＶＢ（香港無線電視臺）大膽啟用新人，將該劇由午夜檔播放調整為黃金時段播放，使其成為亞洲熒屏的收視之星。
如今，香港回歸祖國已逾２０年，對于許多“８０后”“９０后”法律人而言，《壹號皇庭》或許是他們人生中的第一部律政劇。劇中，那些戴著假發(fā)、身披黑袍的“名律大咖”做結案陳詞時，仿若勝券在握一般，意氣風發(fā)之狀令諸多青年熱血沸騰，暗自埋下主持公道、匡扶正義的法政夢想。
香港電視劇與香港電影、香港歌曲相映生輝，也曾有過一段盡人皆知的璀璨時期。尤其是在大陸現代電視劇發(fā)軔的上世紀８０年代，不少優(yōu)質的港劇給大陸民眾留下“耐品”的印象。香港是香港人生長、飲享生活的地方，香港人認知自己，需要倚求自己的文化符碼和傳播媒介，需要自己的美學意識和思維形態(tài)。而最終為港劇奠定基石的，不僅僅是一套圓熟自洽的港劇制作理念，更是劇中無處不在的市井人情，它們無不流溢著獨有的“香江元素”“香江特質”。從這個角度說，以律政劇為代表的港劇，同港影、港曲一樣，是香港人的“生活代言書”。
香港律政劇的演繹初心，在于為香港打拼者探求職業(yè)寫真。ＴＶＢ和亞視（ＡＴＶ）的律政劇創(chuàng)造了一個非常好的“社會調和”模式，從《法網伊人》到《壹號皇庭》再到《律政新人王》，香港律政劇以生動娛樂的手法，盡可能描摹法律界諸個維度的真實狀態(tài)，其在觸發(fā)市民群體的文化認同上的重要性得到了廣泛認同。港劇《四個女仔三個ＢＡＲ》將視角對準了四位初涉江湖的菜鳥見習律師，述說了她們成長為大律師的打拼之路。四位律師的成長史，亦是香港精神的真實寫照。香港人信奉奮斗成才，甘于苦中作樂，認為只要是契機，就要鍥而不舍，盡全力爭取。這或許也可以詮釋，香港何以保持長期的穩(wěn)定安康。
香港律政劇的價值旨歸，在于為香港法治氣象留下精神拓印。處于“五十年社會制度不變”特殊時期的香港，歷經百年英國殖民統(tǒng)治和現代化求索之路，西方工具與中土靈性在此間形成對峙交融之勢。港劇《盲俠大律師》中，失明大律師文申俠雖然患盲疾，卻努力練就了“超強四感”；“女師爺”趙正妹天生俠骨，出動江湖朋友保護弱勢當事人；女法官王勵凡敢于抗衡司法界的保守文化；私家偵探谷一夏以灰色手法搜證。四位身份不同的法律人，在接手的多起棘手案件中，為了公義，縱然“踩界”亦義無反顧，體現香港法治中重要的“大同觀”。而在香港回歸后的司法實踐中，除了終審權有所不同，基本沿用了原有制度，與英美法系比較接軌，故香港在東西法治文化碰撞中，常會充當“超級聯(lián)系人”的角色，香港由此澤生了更為兼容并蓄的法治文化印記。
香港律政劇的意涵之核，在于為香港法律業(yè)者創(chuàng)作集體肖像。據香港律師會２０１６年年底的統(tǒng)計數據，７００余萬香港市民中，擁有執(zhí)業(yè)證書的律師共有９０７６人，其中出庭律師（亦稱“大律師”“大狀”）占九分之一左右。而據香港司法機構官網的最新數據，全港法官和司法人員達到了１８１人。立于香港終審法院前的忒彌斯塑像，在香港律政劇中具有極高的曝光度。塑像中的秤象征公正，劍象征嚴懲不貸，蒙眼則代表依靠理智的冥思，待糾紛雙方一視同仁。而作為居中裁判者的法官們，則要在眾說紛紜中凝聚共識，在眾聲喧嘩中允中守直，堅持自己的判斷。
香港法治的輝煌實踐，有力佐證了憲法學家王人博先生的觀點：域外的法治要在中國落地生根，必須考慮“中國土壤”。縱觀香港法治的百年演變史，香港的法治化，并非一蹴而就的紙面化改造，而是在“隔絕的年代”和“外來的灌輸”下，成功地移植和吸收了英美法系，并在此基礎上融會中西，使法治本土化，才形成了獨特而具有普通法傳統(tǒng)的香港法�？梢哉f，一座都市或一個地區(qū)，乃至它們所屬國家的命運，既離不開自身的奮斗，也離不開它們身處的時代，還離不開它們在法治化進程中，對舶來之物的化合、對淳淳風俗的呼應以及對足下土壤的尊崇。
